梁羽生带你穿越历史看武侠

  写了十多年武侠小说,也看了不少武侠小说。中国的武侠小说,有资格列入一般文学史的,我大致看过。外国的武侠小说,也看了一些;还有一些是未曾看过原书,而仅从文学史的间接评论,知道它的大概内容。我不敢妄谈中外武侠小说的比较,但就我看过的而论,我觉得

  中国的武侠小说最早是作为“传奇文学”的一支,起源于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以后、藩镇割据的时期,算起来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。

  但关于“武侠”的记载,则还要早得多。远在汉代,司马迁《史记》中《刺客列传》里的荆轲、聂政,《游侠列传》里的朱家、郭解,就都是“武侠”一流人物。但这些“列传”属于“传记”体裁,并非小说写法,所以还不能称为“武侠小说”,不过,唐代的武侠小说,也颇有受到《刺客列传》与《游侠列传》的影响,因此叙其渊源,顺带提及。

  唐代的“藩镇”可以比作民初的军阀,各占地盘,互相攻伐。因为天下扰乱,藩镇专横,所以人们希望有一种能够替他们打抱不平的侠客出来。“武侠小说”的兴起,便是这种心理的反映。

  另一方面,由于割据的军阀互派刺客,刺杀政敌。刺客的本领被渲染夸大,演成许多神奇的传说。这也是唐代武侠小说的另一社会因素。

  中唐之后,暗杀之风非常兴盛,在“正史”上也可窥见一斑。例如《通鉴》二一五记载说:“(李)林甫自以多结怨,常虞刺客,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,金吾静街,前驱在数百步外,公卿走避。居则重关复壁,以石甃地,墙中置板,如防大敌。一夕屡徙床,虽家人莫知其处。”防备如此严密,想象中的刺客,当然是有神出鬼没的技能了。唐代武侠小说中的空空儿、精精儿就是这一类被军阀所雇用的职业刺客。(我在《大唐游侠传》中所写的空空儿并非唐人小说中的本来面目。我只是根据原小说对他那神奇本领的描写,另外塑造了一个空空儿,赋予他几分“侠”气。唐人小说中的空空儿,说不上有什么“侠”的成分。)由于这两方面的因素,唐代武侠小说中的“游侠”也就可以分成两种,一种是老百姓幻想的侠客,为百姓打抱不平;一种是军阀所蓄养的“游侠”,为军阀当保镖或职业刺客。

  后一种其实只是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的工具、看门的鹰犬,实在不能称为“游侠”。还有一种更复杂的是本来依附于军阀,而所做的事情,也符合于当时百姓的愿望,如《红线传》中的红线,以节度使婢女的身份,凭个人的能力,制止了两个藩镇的割据战争。因此,唐代的武侠小说,有进步的一面,也有反动的一面。即在同一篇小说,也是有精华也有糟粕。这是我们在读唐代武侠小说之时,应该善于区分的。

  唐代著名的武侠小说有《红线传》《虬髯客传》《刘无双传》《昆仑奴传》《聂隐娘传》等(空空儿、精精儿则是附在《聂隐娘传》中)。《虬髯客传》与《红线传》这两篇尤其写得出色。

  《虬髯客传》写隋朝末年,杨素当权,书生李靖,以布衣进谒,愿献治世奇策。杨素傲慢无礼,李靖直斥其非,侃侃而谈。杨素身边一个执红拂的婢女对他甚为注意,当晚李靖回到旅店,红拂便来私奔。二人途中遇虬髯客,意气相得。虬髯客本有争霸天下雄心,后来见了李世民,认为李才是“天下真主”,遂把所积的资产都送给李靖,让他去辅佐李世民统一中国,自己则到海外称王。

  红拂、李靖、虬髯客这三个人物都写得非常生动,性格鲜明。后世称他们为“风尘三侠”。但这“三侠”的“侠”的表现,却又个个不同。虬髯客是豪迈绝伦,红拂是豪爽脱俗,李靖则在豪侠之中带了几分书生气。小说中旅舍遇虬髯客一段,寥寥数笔,就写出了他们性格的分别(引文及评论见《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》一篇)。

  红拂作为一个女奴,而敢鄙视权倾朝野的杨素,认为杨素是“尸居余气,不足畏也”。而且毫无顾忌地走出相府(杨素官位“司空”相当于宰相),选择自己的自由幸福。这反映了反封建束缚的要求,是《虬髯客传》进步的一面。

  但《虬髯客传》在思想上也有极大的缺点,那就是认为“真命天子”是不可抗的正统观点。试看像虬髯客那样非凡的英雄,见了唐太宗尚且推枰敛手,甘拜下风,不敢逐鹿,自己到海外另辟事业。至于李靖那就更等而下之,只配给李世民打天下了。作者的立场,显然是在歌颂“天子圣明”,维护李唐王朝。

  《红线传》的主角“红线”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婢女,小说写另一个节度使田承嗣想吞并潞州,薛嵩忧惧,无法可想,红线便自告奋勇,替他去探虚实,一个更次,往返七百余里,将田承嗣床头的金盒取回为信。薛嵩遣使者送返金盒,田承嗣惊恐非常,赶忙和薛嵩修好,一场战祸,遂得避免。

  小说的主角是个婢女,以奴隶作为小说的主角,在封建社会中确是大胆之作。但写红线是为了对薛嵩“感恩图报”,才去取金盒、弭战祸,尽管这符合于当时百姓厌恶军阀混战、要求和平的愿望,但把一个“女侠”变成了军阀的工具,这却未免大大减弱了作品的价值,也损害了作者所要着意描写的“女侠”的精神面貌。另外,小说中的佛道迷信思想,如说红线前生本为男子,因犯过错,而“陷为女子”,现在为百姓立了这场功德,就可以“复其本形”重为男子等,这也是小说中的糟粕。

  我在《大唐游侠传》中曾采用了“红线盗金盒”的故事,但变更了她的婢女身份,同时又把薛嵩写成反面人物,还他一个军阀的本来面目。利用传统小说的人物故事,而给他(她)重新塑造,这是一个尝试。得当与否,还要请读者指教。

  唐代的武侠小说都是短篇,如《虬髯客传》《红线传》都不到三千字。在这么短的篇幅中,写故事,写景物,写性格,每一方面都写得很精彩,这确是极不容易的事。从这里也可见到它的艺术功夫了。《虬髯客传》我已举过例子,现在再举一段《红线传》中的例子,红线往探魏城(田承嗣驻地)之后。“嵩乃返身闭户,背烛危坐。常时饮酒,不过数合,是夕举觞十余不醉。忽闻晓角吟风,一叶坠落,惊起而问,即红线回矣!”寥寥数十字,写了薛嵩的焦急之情,又写了红线的“轻功”妙技,传神之极!

  到了宋代,民间“说书”(讲故事)的风气盛行,民间艺人(宋代称为“说话人”)根据传说编造的故事称为“话本”。“说话人”所讲的故事,大都是英雄豪侠的故事。最著名的《水浒传》中的许多英雄故事,就是宋代“说话人”的集体创作,早就在民间流传了。元末明初施耐庵将这些故事经过艺术的加工和整理,成为现在通行的《水浒传》。

  《水浒传》是我国最受重视的文学遗产之一。它是一本写“”的农民起义小说,把它作为“武侠小说”那是不适当的。但其中一个个的英雄豪侠故事,如“林冲雪夜歼仇”“武松打虎”“李逵与众好汉劫法场”“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”“大闹五台山”等,却都具有武侠小说的色彩。后世的武侠小说,受《水浒传》的影响也最大。所以谈到中国的武侠小说,还是不能不提及《水浒传》。

  《水浒传》的英雄已是比唐代武侠小说“侠客”进了一步,他们并非只凭个人的力量,而是结成一股集体的力量反抗统治者。在艺术性方面,人物性格的刻画也远远超过了前人,《水浒传》的一些主要人物,如宋江、卢俊义、林冲、鲁智深、李逵、阮小二等,各有各的性格,而且都是与他们的出身相吻合的。注意人物出身与性格的关联,这是《水浒传》的一个艺术特点。

  但《水浒传》也并非十全十美,毫无瑕疵,和其他的文学遗产一样,它也是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的。它一方面写了农民的起义,一方面又贯穿着要接受“招安”的妥协思想(以宋江为代表),它反抗的统治者只是贪官污吏,却不是皇帝本人。同时它对其他的农民领袖,如方腊、田虎、王庆等诬为盗寇,而宋江等人虽是被迫上梁山,却还是要“替天行道”的。这一个“道”,一方面是替百姓“打抱不平”,一方面又是替“天子”维持正统,所以才有了后来宋江接受招安,替朝廷“征四寇”之举。因此尽管它写了农民起义,还不能说是站在农民立场的。

  不过尽管如此,在封建社会中能出现这样一本小说,也是难能可贵的了。同时,它虽然以宋江为代表人物,贯穿了要维持正统的妥协思想,却也描写“下层”出身的李逵、朱贵等人,蔑视皇帝的思想,如李逵几次提出要推倒大宋皇帝,被宋江压下,就是一例。因此,取其精华,弃其糟粕,我们还是应该承认《水浒传》是封建社会中的一部应受重视的作品。

  欧洲在中世纪也曾流行过武侠小说,称为“骑士文学”(Romance of Chivalry),西方小说中的“骑士”(Knight)和中国小说的侠客,有相同处也有不相同处,相同处是大家都勇武豪侠,抑强扶弱。不相同处是:一、西方的骑士必定要认定一个“主人”,效忠主人;二、“骑士”的称号,必定要国王或至少什么大公爵之类封予,而中国的“侠士”则是民间尊敬的称号;三、西方的骑士总是效忠君王,维护“圣战”(即为拥护基督教而战),而中国传统小说中的“侠客”尽管不敢反对皇帝,但也还有许多独往独来、笑傲公卿的人物。因此,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,中国传统小说中的“侠客”有很多缺点,但我还是认为,他们要比西方的“骑士”可爱得多。